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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成律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2023年除夕夜，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的蒙特利公园市，发生了特大枪击案。

这座城市坐落在洛杉矶市的东侧，有庞大的华裔聚居人口，亚裔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华裔。美国第一位华人市长陈李琬若（Lily Lee Chen），也是从这里走出来的。而特大枪击案正发生于这里的华人社区中。

综合多家媒体的信息显示，凶手Huu Can Tran是一名华人。案发后，从各方分析凶手作案动机来看，凶手行凶是出于心理扭曲、无法正确处理个人生活中的矛盾与困惑、同周边邻里社区素有旧怨等原因，无明显的政治、种族、文化、宗教等动机。

而将此次悲剧，进行个案化、“非政治化”解读的，是绝大多数主流西方媒体、西方建制派政治人物，也是中美两国舆论场上相当多的声音所采取的立场。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凶手没有政治动机，但不代表本案不折射出政治问题。就如同不能因为某个案件是一名非裔抢劫另一名非裔，就认定该案没有种族动机，而忽略其背后折射出的非裔社群在系统性种族主义之下面临的普遍长期贫困问题。同理，蒙特利公园市枪击案也要抛开“非政治化”的假象，进行“再政治化”的分析解读，并把矛头直指躲藏在惨剧背后的、我们并不陌生的枪支暴力、种族主义、族群分裂。

枪支暴力与白人至上、极右翼

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极端犯罪，在当下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完全避免。但阻止暴徒获得枪支作为犯罪工具，是确实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的。而当下的美国显然没有做到。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以枪支作为行凶工具，急剧扩大了暴行的伤亡规模。截止笔者撰文时，此案已经造成11人死亡10人受伤。

本次惨剧是美国长期以来控枪无力的冰山一角。

世界上允许部分民众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持枪的国家并不在少数，且都会进行或多或少的控枪，不存在某些打着“自由意志主义者”旗号的右翼人士所幻想的“绝对自由持枪”的国家。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问题是，参照与美国政治体制类似的西方国家来看，美国的控枪进程面临更大阻力。究其原因，是美国的枪支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一项政策辩论，而是被异化和扭曲为文化战争（culture war）的战场；所谓的“持枪权”也已经不再是一项纯粹、政治哲学和法学范畴的概念，而是极右翼屡试不爽的一项政治狗哨（political dog whistle），其背后隐含的是对商业资本和宗教极端势力采取极端放任主义的、丛林法则式的政治议程。

枪支暴力本身就是白人至上主义和极右翼价值的产物。右翼强化了所谓“持枪权制约暴政”的神话，但事实上民间的广泛持枪起到的效果不是制约暴政，而是让体制内外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彼此联合，强化了对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的事实上的暴力。

2019年由妮可·汉娜-琼斯（Nikole Hannah-Jones）牵头发起的《1619项目》（1619 Project）揭示了一个长期被右翼史观遮蔽的事实：早期美国的发展并不只有所谓国父们的高风亮节，更多的是同奴隶制经济的罪恶深深捆绑。奴隶制经济很大程度也是依靠枪支暴力来维护的。在南北战争前的奴隶制经济中，奴隶主普遍通过私有枪支及私人武装来滥用私刑、镇压奴隶反抗、维护种植园经济。

进入20世纪以来，枪支暴力和种族主义彼此捆绑的著名案例则有1921年5月白人至上主义者（主要是由3k党徒组成的极右翼民间武装团体）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Tulsa）制造的针对非裔社群的大屠杀。白人至上主义团体通过子虚乌有的谣言挑起针对非裔社区的仇恨情绪后，不仅仅在当地政府和警局的纵容下用私人枪支在非裔社区无差别杀人，甚至还驾驶私人飞机从空中向非裔社区投掷燃烧弹。塔尔萨大屠杀造成数百名非裔死亡、上万人在一夜之间流离失所。

在近百年后的2020年，特朗普当局纵容警察暴力、残酷杀害非裔人士乔治·弗洛伊德引发广泛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运动。

2020年8月的威斯康星州基诺莎（Kenosha），白人至上主义者、高中辍学的极右翼社会闲散人员凯尔·里滕豪斯（Kyle Rittenhouse）在夜间持枪上街、自称“义务警察”，并用自动步枪当街杀害三名素不相识的BLM运动参与者。

2021年11月，这名暴徒在一所当地法院被一个绝大多数由白人组成的大陪审团宣判无罪，此判决又引发了新一轮反种族主义的抗议。

不受控的私人持枪真正壮大的并非所谓“反对暴政的人民”，而是在一个存在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底色的系统中的既得利益群体。

此次蒙特利公园市枪击案折射出的是枪支暴力泛滥、极少数极端犯罪分子一言不合就枪杀无辜的无奈现实，而改变这种无奈现实的尝试之所以难如撼山，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奴隶制的极右翼意识形态在背后为“持枪权”撑腰。因此，即使本案的凶手没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其犯案之所以能够得逞，仍是有政治原因的。

增加警力、人人囤枪，会助推族群分裂

在对枪支暴力的谴责之外，对族群分裂的警惕，也是讨论蒙特利公园市枪击案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美国，推动反亚太裔仇恨运动经常遇到的一个困境是，如何在反亚太裔仇恨运动中强化和其他少数族裔社群的团结（solidarity）。

拉丁裔和非裔社群中许多反种族主义行动者，对于反亚太裔仇恨运动在原则上都表示绝对支持，但经常会含蓄地指出一个隐忧：那就是不希望“打击针对亚洲人的仇恨犯罪”这一正义诉求，最终被建制派政客扭曲为“增加更多的警力”。因为美国的警察系统同样根植于浓厚的白人至上主义底色，存在选择性执法，对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族裔存在歧视和偏见。

此次蒙特利公园市枪击案造成一部分人（包括居住在蒙特利公园市及其附近的、就读于洛杉矶地区各校的留学生群体）对治安的担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简单要求增加警力，甚至忽视美国的警察系统本身的系统性歧视和暴力，进而让增加警力的诉求变成制造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之间裂痕的推手，则是适得其反的。

在惨剧发生后的数日内，已经有不少鼓吹持枪权的极右翼政客宣称，惨剧发生是因为加利福尼亚州削减了部分警察预算以及采取的控枪措施。这些政客往往宣称，只要警力遍布、人人持枪，就可以把此类犯罪迅速扑灭。

此类言论可能转移公众对枪支暴力这一根本问题的注意力。一旦华人社区盲信类似的谬论而采取无条件坚持美国警察甚至大规模拥枪囤枪的做法，非但不能保证华人社区的安全，还会恶化华社和其他少数族裔社区以及白人社群中进步力量之间的关系，使华人不仅仅成为枪支暴力的受害者，还成为族群分裂的受害者。

任何社区真正的安全，都不应该、不可能建立在让其他社区遭受更严重系统性压迫的基础上。建立在加深其他社群所遭受的不公不义基础上得到的所谓安全不是真正的安全，而是特权。少数族裔的不安全感来自种族主义的系统性歧视，倘若病急乱投医式地将这一系统的暴力机器当作解决问题的办法，只会陷入适得其反的恶性循环。

再者，不仅仅要在本案延伸出的关于治安和警察议题的讨论上警惕华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之间被分化，也要警惕藉由本案在不同背景的华人子社群（sub communities）之间挑动分化对立的企图。

在发生此案后，一部分网络舆论指向已经自杀的凶手的越南华人身份，这又触及到了美国社会特别是加州社会中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越南裔社群。

加州所拥有的庞大的越南裔社群，一定程度上是越南战争引发的难民潮的产物，是冷战和殖民主义在跨国视野下的历史回响。在美国的越南裔社区很多被命名为“小西贡”（Little Saigon），其冷战色彩从简单的命名方式上就显而易见。

由于在美越南裔社群的形成和越南战争引发的难民潮的直接联系，当今的越南裔美国人（包括其中的越南裔华人）社群在整体风貌上都和其他亚太裔社群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别。

例如，在美国的越南裔社群在整体上比其他任何亚太裔社群更保守右倾（当然这是针对社群整体的情况而言，不能推及到个体）。

越南裔华人和来自其他地区的华人之间的许多差异本身是冷战、新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

本次蒙特利公园市惨案的凶手也无法代表越南裔社群、无法代表越南裔华人（他无法代表任何人，只能代表他自己）。倘若因为凶手是越南裔华人，就煽动或者暗示对越南裔、越南人的仇恨，或者把越南裔华人叙述为华人社群中的异质存在甚至不承认这一群体是华人，对于华人社群、亚太裔社群本身的团结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不能因为蒙特利公园市惨案的凶手是越南裔华人就认为这是一个越南裔案件，也不能因为惨案发生在华人社区就认为这只是一个华人案件。惨案本身是一个美国案件、也是一个跨国的全球案件。

因为蒙特利公园市乃至整个加利福尼亚、整个美国都有大量非美国公民的、来自亚洲的亚洲人在此居住、学习、工作。枪支暴力、种族主义、族群分裂不会根据不同人所持有的不同护照和签证而有区别对待，若不加以警惕、谴责和拆解，最终所有人都会成为上述社会毒瘤的受害者。

1992年，蒙特利公园市临近的洛杉矶市发生非裔和拉丁裔社区反对警察暴力的抗议示威，并最终不幸地演变成和韩裔社区的冲突，事态发生后，时任蒙特利公园市市长的陈李琬若前往冲突现场，发表“人痛己痛”的演说，呼吁各族裔放下彼此之间的仇恨，共同面对社会的不公不义，而非在族群分化中内耗。整整三十年过去，防止族群分裂依然是这座城市需要面对的未完成的功课。

面对枪支暴力、种族主义、族群分裂的历史沉疴，“思念和祈祷”（thoughts and prayers）、“愿天堂没有枪击案”的贴文是回避问题本质的精神麻醉。

如果不想成为枪支暴力的受害者，就不应该成为枪支泛滥的帮凶。反暴力、反歧视本身不应成为特殊事件，而应当作为普通个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并努力把这种生活方式传递给周围的人，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什么国家地区。

愿逝者安息，警钟长鸣。

本文系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编辑｜黎雨一

标签： 种族主义